《人民的名义》里，大领导们都是老戏骨，个性迥异，经历不同。烈士遗孤沙瑞金，大学教授高育良，寒门贵子李达康——三人有中国式组织领导的内在共性，也呈现了三种不同的领导观念。

共性是“伯乐制”。

一个组织体系的构建，就是一层层的伯乐相马。高育良是祁同伟的伯乐，沙瑞金是易学习的伯乐，李达康是丁义珍的伯乐，而赵立春是李达康的伯乐。伯乐相马，改变的是马的命运，也把伯乐的命运拴在马身上。千里马还是劣马，反过来影响领导用人水平高低甚至前途。

侯亮平不是高育良调到汉东的，所以即使身为恩师，也不是侯的伯乐，身居要职，功劳再大，与高无关。丁义珍一出事，不仅影响投资商信心，更影响重用他的李达康仕途。而李达康是赵立春一手提拔，纵然李不卖赵瑞龙面子，赵书记也没彻底把李打进冷宫，只是调他到一个经济欠发达的林城做一把手。

高育良辩证地评论过“伯乐制”。说是一种无奈，也是一种必然。仕途是赶车，人往高处走，步步都不容踏错，识错人的成本之高，谁也承担不起。人又是情感动物，知遇之恩、战友之情、同窗之谊，在选用人和工作的关键决策时，难免影响巨大。

同是“伯乐制”，三人相马方式各不相同，有很深的个性烙印，很有意思。

当领导，选人用人，要合天道、接地气，又要顾人情。

沙瑞金在考察易学习的时候，要搞突击家访，看看易家境，有没有偷偷藏富；要细查易学习有没有收取商人朋友王大路送的豪宅；要反复追问易学习和李达康的关系，才敢放心地用易去制约刚愎自用的李达康。

沙瑞金

可以看出，沙书记用人，首要考察品性、价值观，还要把人天性所长用在合适位置。用李达康搞经济发展如此，用易学习做纪委如此，用侯亮平当反贪先锋也是如此。把一个人的天性用在恰好需要的位置上，且所用之人具备组织必要的正直无私品质，是合天道。用一个人，合于天道，就会让人觉得人岗匹配完美，恰如其分，挑不出大毛病。

再说说大家都爱的达康书记。剧里没有过多描绘这个市委书记如何用人，但多少看得出些端倪。

他的最大特点，唯结果论。重能力胜过品行，重结果胜过过程。为什么呢？达康书记在两个不同地区用的两任主管基建的副市长，都倒在贪腐问题上，可以看出，他察人不谨慎；主管基建本就容易贪腐，一犯再犯不是偶然；而以达康书记对GDP的执着追求来看，他俩不会是无能之辈，招商建设是好手，都是能力出众品行欠佳之辈。

李达康

身居高位，面对的都是复杂问题、系统性问题，系统性问题有主要矛盾、次要矛盾，李达康能做到市委书记、省委常委的位置，有他独到之处。能牢牢抓住GDP这个主要矛盾、把经济发展干到极致，是他核心竞争力。所谓闯将是也。事实证明，察人不明、断事刚愎自用、引发群众矛盾、家庭关系恶劣，这些瑕疵最终都没能扳倒他。沙书记想保护李达康，所以给他套了易学习这个紧箍咒。

唯结果论，不拘小节，是接地气，会有盲区，善加运用，有所约束，才能不悖正道。

最后谈谈育良书记，法学教授出身，精熟于权力运行，也好为人师。他的用人之道，的确有老师的影子。注重天赋，善于培养，适时点拨，对自己相中的苗子不厌其烦。与此同时，正因为老师的这份心血和感情，用人人情色彩重。汉大帮表面上若有似无，却是一条真实的情感纽带，事实上汉东政法系统中，汉大出身的也真是不少，绝非偶然。

高育良

且不论高育良犯违法违纪，即使不发生事情，这种人情味十足的领导方针，在搭建了一个高效、牢固的权力结构同时，也会制造对立面。可以看出，政法系统中，非汉大体系出身的检察长季昌明、公安局长赵东来等人，对高育良的信任感就很有限。

很有意思的是，沙瑞金主政汉东之初，明显可以看出，沉稳和善的高育良，影响力和调动资源能力都胜过孤家寡人李达康。发展到后来，高育良逐步被支持他的人和力量绑架和反噬，李达康大难临头却还能独善其身。成也人情，败也人情，擅长辩证法的高书记竟倒在了这个辩证逻辑下，何其唏嘘。

《道德经》说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做事接地气，是可靠；待人重人情，是可爱；做到极致，都难能可贵。而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很多事情，人改变不了，更需存一份敬畏之心。

人改变不了组织需要发展和平衡并重的内在需求，人改变不了他人的禀赋、天性，人更改变不了权责利需要对等的公理。

反者道之动。权力过大就会有制衡，透支式发展就需要时间来消化恢复，人有所得也就会有所失。

波云诡谲之后，一切不寻常，看起来都那么自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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